一、给定材料
材料1
2015年4月，有智力障碍的13岁少年王志强死于河南省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死时瘦成了皮包骨头，看上去形似一具“干尸”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干尸男童”事件。
因王志强在送医前获得信阳市救助站的救助，并被安排至与救助站有合作关系的新天伦老人养护院托养，所以家属质疑：“救助站收到孩子时为什么不登报，不想办法联系家属？这么瘦且身上有伤，是不是受到了虐待？是不是饿死的？”
事件纷纷扰扰一个多月，公众从震惊、到愤怒、再到追问：救助站接收程序是怎样的？日常管理状况如何？对寻求帮助者，救助站一般都这么处理？为什么要把一个少年安排到养老院托养？托养之后，救助站就没事了么······
显然，整个社会对救助制度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待，认为在文明进步，物质富足的今天，如果还“路有冻死骨”，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情，这种越来越高的期待，直接落在了各级救助站的肩上。
材料2
在合肥市救助站，一个来自外省的小男孩因为常年流落街头行骗，被派出所送到了这里。但小男孩不愿接受救助，工作人员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，便将其安置在房间内，没想到这个孩子后来居然拿刀划破脸自残。
“救助管理站只有救助权，没有执法管理权，遇到类似的未成年人，往往工作很难开展。”合肥市救助站副站长汪明田说，放其出去无法保障人身安全，不放出去又跟管理制度相悖。
此外，一些求助者在站内肆意妄为也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无可奈何。很多救助站内经常有警方送来的醉酒者在站内闹事，大呼小叫甚至骂人毁物；轻微违法者常常不服管理，打架斗殴，破坏设施；上访者更是将救助站当成了旅店，吃住免费，来去自由，对救助站提供的物品挑三拣四，甚至强拿硬索······
材料3
“现在最麻烦的是，有大量专职‘跑站’的人，我们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。”长沙市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说，“有些求助者，我们给他买了火车票，他马上就到火车站退票换钱，还有的求助者，到了救助站，不给钱就不走。”
一天下午，一个瘦小的“流浪汉”走进信阳救助站，工作人员代竹松一眼就认出，这个人是“跑站骗助”的。因为这已经是他今年以来第三次到信阳救助站了。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矿泉水瓶没收——瓶子里面装的竟然是白酒。
据了解，当前“跑站骗助”群体不在少数，仅信阳救助站每年遇到的就超过200人，代竹松说，这些“骗助者”在全国各地救助站之间打转，要么索要救助费，少则50元多则500元，声称“你这个地方我一年只来一次，不过分的愿望你就要满足”；要么要求提供“返乡”火车票，然后去退票换钱。
材料4
长沙救助站，这里的工作人员正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感到“头疼”。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，送往救助站的精神障碍患者，如果要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必须先征得本人或其监护人的同意，如果无法取得同意或一时之间无法联系到监护人，救助站既无权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，也无权将其留站观察，很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妥善处理精神障碍患者。”长沙救助站党支部书记周湘琼说。
还有一些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抢救的危重病人，医院要求监护人签字后才能进行手术。而救助站常常无法找到受助者的监护人，或者监护人不能马上赶到医院。这种情况也让救助站工作人员感到很为难。
“如果不签字受助者很可能死亡，救助站将承担不作为的责任；如果签字，救助站并无法律政策的授权，必然承担风险，一旦手术失败或者因手术发生并发症、后遗症，救助站极可能面对家属的责难和索赔。”周湘琼说。
一名基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透露，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链条应是：公安部门负责查实身份——救助站负责临时救助并发布寻亲公告——无法查实的由福利机构代养、卫生部门负责救治等。基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过程中，最需要公安部门的密切配合，但流浪乞讨人员却普遍被认为是属于“民政的人”，其他职能部门并无过多介入。
信阳市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感叹，救助站查找身份信息要“求”公安部门帮忙，看病要“求”卫生部门收治，供养花费要“求”财政部门拨款，“这样怎能不出现问题呢？”
材料5
合肥市肥东县救助站是国家三级救助站，一共7个编制，但在编工作的只有4个人，副站长刘瑾透露，4个人每星期要轮流值夜班，给流浪人员做饭，还要负责他们返乡。“有时候遇上生活不能自理的流浪人员，还要负责他们吃喝拉撒，大小便失禁都是我们去清理。”
在信阳救助站工作近20年的翟箭梅说，送智障或精神病人返乡，因担心走失，坐火车时她用绳子将自己和精神病人连在一起，由于有些流浪人员大小便失禁，在为其换洗时自己也弄得臭乎乎的。“我孩子小时候不懂事，闻见我身上的味道都不让我进家门。”
除此之外，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还要面对其他问题。“医学上39种传染性疾病，在近年的救助对象中检查出34种，包括艾滋病、淋病、梅毒、麻风病、肺结核等。”河南信阳救助站副站长方玉说，救助过程中工作人员很少戴口罩和手套，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材料6
“干尸男童”事件让河南信阳救助站全国闻名，事件之后，救助站出现了一些新变化：增加了警务室，工作人员配备了“执法记录仪”，更新了部分救助设施。
民政局一名干部说，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，王志强消瘦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患“恶病质”及“结核病变”。
“就好比看见一个人落水，有人去施救，结果人没救活反倒要追究救人者的责任，不仅承受社会谩骂，甚至还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，不免让人寒心。”救助站副站长方玉无比困惑，“基层救助者大都凭着良心履职，如今咋就成了社会的‘对立面’呢？”
“现在，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社会救助工作高度关注，一旦流浪乞讨人员发生意外事故，人们很自然地把责任归咎于主动救助未尽责，而很少有人知道救助工作必须遵循‘自愿救助’的原则，致使救助站在工作中承受了很多解释。”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副站长李峰说。
材料7
岳麓区救助站业务科科长张维说，救助站在编人员只有7个，另外还聘了两个保安。今年的接待量已经超过1500人，工作站只有一辆工作用车，平时要接送救助对象，特殊天气时还要主动上街巡察。“整个岳麓区有500多平方公里，怎么可能完全顾得过来。”
合肥救助站的人手看上去宽裕一些，按照2003年定的编制，救助站现在有35人在岗。“以前每年救助人数在1000人左右，现在随着城区面积的增大和社会流动性增加，每年要救助7000人左右。”合肥市救助站站长王军说。
2014年，信阳救助站获得中央转移支付689万元、地方财政支持60万元，救助所支出方面、要保障神经病人、智障人员、医院救治花费等，仅2014年信阳救助站就有210万元收支缺陷，现在按照规定，还要对救助对象死亡发布公告、保存遗体30天，这样一来，处理每具遗体的成本增加1万多元，信阳救助站目前这笔花费仍欠着殡仪馆。
材料8
据了解，绝大部分流浪人员以乞讨为生，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得到金钱救济，而救助站能够提供的是食物、洗理、返乡车票等服务，一般不能给予流浪人员金钱，因此他们许多人不愿意入站接受救助。
愿意入站的求助者，有的向救助站索要现金；有的不愿意回家，要求常住救助站；有的要求不回户籍地，转往外地，有的要求入站要车接、出站要车送；有的要求在站内好吃好住、要烟要酒要物资，远远超出了政策许可的范围。
在这种指控与落差中，不少基层救助工作者陷入“救也不是，不救更不是”的两难中，其实，社会对救助工作的高要求并没有错，问题在于，这样的高要求对当下的救助站确实是不能承受之重。
当然，救助站本身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但社会救助不应该始于救助站，也不应该终于救助站，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和链条。
二、回答问题
【试题一】
根据给定材料、概括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站开展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。（10分）
要求：全面、准确、简明、有条理、不超过300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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